2月14日，杭州一位小学校长给当地记者发了一张她所在校长群的截屏，内容显示，校长们都在找代课老师，互相帮忙介绍，“校长群已经变成了一个招人群了，可还是无法满足优秀代课老师稀缺的现状。”杭州某公办小学的校长向记者透露，该校一共有3600名学生，有编制的老师是191名，生师比例约19:1，这个学期开学，有10名老师没有来，2名老师请了长病假，在家休养；3名老师生了娃，在家休产假；还有5名老师怀孕了，在家保胎。
这并非杭州一地的问题，可以说，这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面对的共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从长远看，要持续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包括男性大学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同时，需要通过增设教师编制数，来提高生师比，在中小学推进小班化教学。而不论是提高教师的待遇，还是增加教师编制数，关键都在于增加教育投入。总体看来，我国教育投入近年来在持续增加，但是，教育投入距离实现教育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还有不少地方，并没有依法落实《教师法》要求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规定；另一方面，各地对新增教育拨款，用于改善校舍条件等“硬件投入”比较积极，而用于改善教师待遇等“软件投入”却不积极。
在聘请临时代课教师方面，就体现出这一问题。按照规定，公办学校不得再聘请代课教师，但由于在编人员生病、怀孕等原因，有时不得不短期聘请代课人员。如果聘请短期代课教师，按照正式在编教师一样的条件，给予正式在编教师一样的（甚至更高）待遇，那么，招聘代课教师就不是什么问题，不会影响教学质量，也能让代课教师安于代课。从逻辑上讲，优秀的人才愿意担任短期代课教师，是需要比长聘教师更高的待遇的，因为他放弃了稳定性和职业归属感。但现实中，聘请临时代课教师，却给代课教师不到正式在编教师一半的待遇，甚至由于不在编，这部分支出要由学校自筹经费解决（就是公用经费用不完，也不得用于支付聘请代课教师费用，所谓专款专用），还有的地方更严格，不准学校聘请代课教师，由学校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以至于学校只有悄悄聘请，面临随时被上级教育部门“查处”的风险。这带来的结果是，只能聘请条件较差的代课教师，引起家长的不满。而且，就连比较条件较差的代课教师，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当代课教师，到社会培训机构都比当代课教师强。这些做法，完全是违反市场基本逻辑的，甚至是荒谬的。政府部门是真的缺这笔钱？这完全就是陈旧的办学思维在作祟。
另外，公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建立不涉及利益输送的教师合作机制，也是解决教师临时短缺的有效办法。公办学校可从培训机构得到临时师资支持，而这些师资也可在公办教育体系中得到锻炼。可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对社会培训机构有着很深的“成见”，认为只要学校与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就会有利益输送问题。其实，有的社会培训机构的师资并不比公办学校差，而且，只要做到合作公开透明，所谓的利益输送完全可以得到控制。去年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到政府购买服务，要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教育机构）一视同仁，这其实就是以更开放的观念办教育，因为不管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还是社会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培训，都是教育的共同组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解决当下出现的公办学校师资短缺困境，实质是检讨中小学师资建设的一个契机。观念的背后是教育投入问题。这需要政府部门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更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扭转长期以来缺乏市场逻辑和开放心态的师资建设理念，按照市场逻辑和规律，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建设能适应各种挑战的中小学师资团队。(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