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讲师正“爬”人生最陡的坡

       博士，读还是不读？这成为张帆目前最大的烦恼。

       2004年张帆研究生毕业幸运地进入北京一所高校任教，刚刚从助教升为讲师，年前学校有了几个推荐名额，张帆名列其中。想去读博士奔教授，但又有一大堆的担心：教学任务太重，家里孩子还小，公婆上了年纪。

       张帆的困惑和担忧正是高校圈里妈妈讲师艰难境遇的一个缩影。事业上，她们正处在上升期，读书（读硕读博）、教学、科研都不能耽误。她们是教学上的主力军，正在往高一级职称的台阶上攀登；家庭中，她们又得担当主妇重任，上有老下有小，都得照顾周到。

       “本科生是黄蓉，女硕士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那我们是什么呢？”就职于武汉科技大学的唐秋华感叹道。

       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睡一觉

       一个忙字，几乎概括了武汉科技大学讲师王晓曦全部的生活。

       她得忙教书，有近400名学生等着她，一个星期要给学生上12节课；她得忙学业，她是武汉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今年同批博士中只有两个女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她得忙家庭，孩子才一岁多，爱人从事审计工作，因公长年在外，带孩子的重任自然落在她的身上。

       “白天当老师，晚上当学生，还要当妈妈。”对于这一阶段的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材料学院的董雪玲老师更是深有体会。2004年，董老师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又是工作又是读书，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时间实在不够用，丈夫也是在高校里搞科研，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忙起来更是没日没夜。谁该是牺牲的一方？董老师和老公也吵过，但慢慢地，董老师想通了，“男人的确该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委屈自己了。

       董老师承担针对全校工科生的“大学化学”，还有对本专业的“材料化学”，“有机化学”的教学，课多时每周十几节。早晨有课时，董老师往往头天晚上就准备好孩子的衣服，早晨6点不到起床，从家到学校，不堵车时，也要坐上一小时的公交车；下午一下课赶着接孩子，等她赶到幼儿园时，常常只有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晚上11点，等孩子睡着了，董老师的备课刚刚开始。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生活就像打仗一样”。

       有一年的时间，董老师需要在首钢、十三陵和学校之间奔波采集试样，5点起床弄点儿吃的，出门时，天还没亮，打车到雍和宫，再坐地铁到复兴门倒车到古城，再坐公交车到首钢焦化厂，再走10分钟到采样点。这时，首钢的工人们才刚刚上班。一个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常常就是大半天。

       两年多过去了，董老师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的线路，记得在采样点踏上中空的铁脚架时颤颤巍巍的感觉。那些回忆，透着紧张和酸涩。

       董老师感慨，业余生活是早就没有了，这几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美美地睡上一觉。上大学那会儿，董老师爱唱歌，会跳舞，还拿过学校文艺表演的奖项。1．7米的个头，高挑身材，她一直是舞池里最绚烂的那道风景。而今，这样的日子只能留在梦里了。

       亲情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累坏了身体累伤了胃，关键是孩子跟着遭罪。”妈妈讲师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采访中，她们都有着这样的共识，自己再苦再累都没事，真正可怜的是孩子，操劳的是父母，亲情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提起自己的孩子，中国地质大学讲师徐柯健的眼睛里就闪烁出自豪的光芒：“我家的小毛头，虎头虎脑的，很帅气，蛮可爱。”徐柯健话锋一转，“但小时候真是吃了不少苦头。”

       别的孩子四五个月就可以吃辅食了，但徐柯健的宝宝非母乳不吃，徐柯健只好走到哪儿就把孩子带到哪儿。一次学校组织去海南考察地质公园，为了不错过学习机会，徐柯健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千里奔波。遇上南国夏天的闷热，即便是棒小伙儿都气喘，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徐柯健每天硬是一手打着伞，一手抱着孩子在野外进行勘察。

       更让人感喟的是一次高原之行。那次徐柯健带学生去康定实习，快到的时候孩子突然发起高烧，一连打了几天退烧针，才渐渐好起来。离家那么远，高原的气候又不适应，徐柯健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快要提交博士毕业论文了，这些天徐柯健每晚差不多12点才能回家。忙碌了一天，徐柯健常常一上床就把孩子拽醒，“让孩子在迷迷糊糊地亲亲我，就是这一天我最大的满足了。”

       说到孩子，王晓曦老师眼睛也有些湿润了。2006年10月，孩子出生了，第二年3月，王晓曦博士生笔试，两个月后，博士生面试。为了潜心复习，她把孩子交给了保姆，自己每天只负责喂几次奶。当时孩子还不满半岁，由于大部分时间跟随保姆，母乳吃得少而辅食吃得多，结果闹起肠胃病，5个多月大就开始拉肚子，时好时坏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正长身体的婴儿，体重却从19斤下降到16斤。一家人都吓坏了。孩子的外婆心疼地责怪：“把这么小的孩子折腾成这样，你哪像个当娘的？”

       操劳的还有父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李曼生下女儿后，按规定她本可以享受半年产假。2005年9月初，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同其他3个学院搬到了新校区，开学在即，她所在的政治学教研室承担着05级全校新生的“毛概”教学任务。如果她请假，其他的老师就得压上更重的担子。为了不给其他老师增加负担，她犹豫了一段时间，便下定决心：“去新校区上课，自己的教学任务自己完成。”

       专程来武汉帮她带小孩的父母理解女儿的性格，“没事，外孙女有我们照顾呢。”自从李老师来新校区上课后，父亲每天负责买菜、做饭，母亲负责给小孩换洗衣服、做吃的，陪小孩玩。半年时间里，李曼的母亲就因为体力不支，累倒了两次。尽管如此，两位老人从无怨言，做好女儿女婿的“后勤保障”。

       “没有家里人的帮助，真不知道那段日子该怎么熬。”而今，李曼想得最多的就是该怎么报答双亲。

       “女强人”需要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不是我有多么‘要强’，要做‘女强人’，只是觉得学术处于积累期，不努力一把，以后想独立拿课题都难。”徐柯健对自己目前的忙碌状态也感到有些无奈。

       徐柯健介绍，教育部高校教学评估开展以后，高校评职称越来越难了，一般高校评副教授都要求必须拿到博士学位，而且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到三篇；而不少高校对科研的重视也超过了教学，一般分配课题都是按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结构，“院士?博导?正教授?副教授”，分到讲师时，基本只能跟着研究方面相近、关系比较好点的老教授们捞点“残羹冷炙了”。

       北京一高校科研处的柯老师也表示，现在经常碰到企业送活儿来，一般都是点名要教授领衔。事实上，教授们哪里忙得过来，最后还不都是科室的讲师带着研究生帮忙弄完，但教授们就可以署名在前面，分钱拿大头。“不读书，不搞科研，讲师们永远只能是学术的最底层。”

       上海市妇联公布的一份《上海市优秀青年女科教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科教女精英工作时间长，教师中有38％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左右；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46.4％的人会经常感到乏力，24.0％的人感到情绪紧张。她们最大的困扰是深造和培训。40岁以下的青年女性要完成生育、哺乳等母亲的责任，影响到她们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提高。

       “学校不会因为你是妈妈，或是你在继续深造而减少你的工作量，时间总得自己去挤。”武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的一名女博士就因为时间太忙，教书读书照顾孩子，整天连轴转，等到博士一毕业，也累出了一身病，而今在学校只能是半养半休。他提出疑问，“女讲师为什么这么累，学校能不能在这一阶段少一点任务安排，书读出来了可以为学校做更多贡献，这时候累垮了身体以后怎么干好事业呢？”

       这位教授建议，“与其竭泽而渔，不如给妈妈讲师们一点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记者 雷宇 通讯员 李晓燕 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