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前一篇文章《教育研究者的声音有几何？》中我分析了高校教育研究者地位低下、声音微弱的现象，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及教育研究成效检验缓慢、其他学科教师的“自信”、教育决策的行政主导、教育研究成果的跨界推广难度大这四个；因此只要从这四个方面做出努力，要解决这一问题，扩大高校教育研究者的话语权并不难。

　　针对教育研究成效检验缓慢和其他学科教师的“冷眼相看”问题，需要做的是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扩大对教育研究科学性的宣传。教育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教育重要是不难判断的，但是与其他人文社科一样，其成果检验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教育研究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研究机构和个人首先要提高自身水平和专业素养，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人们信服教育研究成果。在提高教育研究专业性方面，美国的博克教学与学习中心、中国的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及各种教育研究院是比较好的模式；要提高教育研究者自身的水平，则需要他们虚心学习，既要学习理论又要结合实践，学会看清变化的形势的本质，发现教育的规律。

　　在提高教育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上，需要给教育研究“正名”，多做宣传工作，让那些非教育界的博士和社会大众们相信，教育研究是科学的，是有理论和实践基础的，也只有这样，高校教育研究者们才可能在其他学科人员面前“抬起头”。这种宣传光靠教育研究者是不够的，政府应该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做一些倡导性的工作（前提是政府首先要明确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面对教育决策的行政主导和教育研究成果的跨界推广难问题，最要紧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教育研究成果向教育行政部门推广，改变他们的观念——只有教育行政人员有了强大的信念，教育成果由理论转化为实践才有能变成现实。当前有四种推广方式值得借鉴。

　　第一种模式是由教育学专家学者对高校的新进博士进行培训。一方面可以让这些博士了解教育学是什么，教育究竟有多重要等理论问题，更为有用的是让非教育学博士们学习如何面对那些活泼好动、对学习不敢兴趣的广大学子，做一名传道授业又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这方面的实践尝试，以我所在的上海理工大学为例，该校每年都会对新进博士进行相关培训，我的导师罗尧成就是教育学的讲授者，我跟随导师参与了学校2012年全程的课程，感觉博士们在课上收益颇丰。

　　第二种模式是学界与教育行政人员的交流会。现有的研讨会形式，可以分为学术研讨会、校长论坛和教务处长论坛等，其不足之处是学界与业界分离，难以达到专业与现实的结合，懂理论的不一定懂实践，有实践难题的不一定能从理论上理清问题；因此必须实现学界与业界的完美结合，召开由教育专家学者、校长及教务人员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让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被行政人员所接纳和认可，并用于指导高校管理、教师教学等难题！

　　第三种模式是媒体模式，教育研究成果借助媒体的宣传。这方面的代表是教育学者熊丙奇，他经常会针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教育相关评论，运用教育研究成果对社会现象进行解析，在一些媒体上广泛宣传，最终让教育行政人员对一些教育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思想改造”。

　　第四种模式是选派教育专家学者担任高校的校长等职务。当前很多高校都选派一些院士、科学家担任高校校长等职务，这是高校注重实用价值的表现，却忽视了高校管理的专业性，因此要选派有声望的教育专家学者来管理高校。这方面的代表性教育家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和前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作为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在担任校长期间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